商帮文化

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积淀和蕴育了悠久灿烂的商业文化，商业文化经历了兴农抑商，重义轻利，重仕轻商的阶段。

在商品经济被抑制的时期，来自山西、安徽等地的商人自创流派，构成了中国著名的商帮，由此形成的商帮文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商帮的发展历程 】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商人和市场的概念，并出现了早期的商业社会分工。据《春秋毂梁传》中记载:“古者有四民,有士民、商民、农民和工民”。

《荀子》中将四民排列为:“农士工商”。在当时的社会分工序位中，各行业不存在尊卑高低。

但在战国末期，韩非首次把商人列入“五蠹”之列，并称为“邦之蠹也”，开始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直到宋代，钞票的出现使商品交换突破了狭小的地域范围，明中叶后期，经济快速发展。

然而重本抑末的政策仍使“商”在社会阶层排序中屈尊末位。商人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血缘关系联系起来，常常结帮成伙，形成了商帮。

当时社会兴起了地方商帮，其中著名的十大商帮为山西、徽州、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洞庭、宁波、龙游和山东商帮。其中,晋商、徽商和粤商是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 商帮及商帮文化 】

关于商帮的定义，学者们分为两种：一是按经营者原籍划分；另一种是按经营地划分。商帮文化是商帮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形成的，它是地区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综合。

当人们身处商帮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热潮中,经济学家开始重视文化因素。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告诉人们，有效率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制度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历史比较制度学派领军人物阿夫纳・格雷夫教授以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影响，揭示了不同经济制度中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机制，开辟了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研究商帮文化的先河。

【中国商帮文化的共性和个性】

中国各个地方的商帮都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文化，他们既有共性又有自己的特色。

商帮的共性   

很多学者认为诚信是中国各地商帮共同信奉的一个原则。商帮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依据，主张用儒意通商。姜俊贤和王茹芹的研究表明京城凡百余年经久不衰的老字号都有一套独道的经营理念，诚信为本,仁德至上,这些理念的核心是诚信。

诚信同样是晋商文化的核心理念，“以义制利”是晋商经营的哲学基础。徽商信守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信条，高举诚信的旗帜，以义为利，义中取利，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因而在生意场上处处受益。

同样，“义利并重”的价值观念是构成浙商文化的基本因子，诚实守信是浙商遵循的商业道德。

商帮的个性    

中国疆域辽阔，文化地域特点明显，商人们的经营特色、经营手段与策略等都有地域的烙印。

譬如，徽商贾而好学，贾儒结合。商业经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诚信”；晋商勤俭守朴，买卖争毫厘；合伙经营，分担风险同舟共济，“人弃我取，人争我与”且善于应变。

但文化特征并不是一个商帮所专属的，有些商帮会有相似的文化特征，如陕西商帮经营盐业、布业、茶业及皮货业，因而“经商行道多多”。

同时，徽商所投资的行业以“盐、典、茶、木”为主，另外有粮业、布绸业，徽商同样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由于陕西商帮的文化特征更为显著，因而“经商行道多多”成为它的文化特征。同样，以下商帮文化特征都能在某个商帮显著体现。

a、学而优则贾。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是明清时期最大的商帮——晋商。晋商规模巨大，延绵时间长久的原因在于“学而优则贾”。

这种理念虽没有多少文字记载，却融化在晋商的血液中。因而,晋商的文化程度比较高，经营模式也较先进。

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的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b、贾而好学,贾儒结合。

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与“儒而好学”的特点分不开。徽商的商业道德带有浓厚的儒家味，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

徽州人重视教育，相信知识能改变个人、家族的名誉，也能带来更多的财富。

在封建社会中，从商者为“四民”之末，徽商认为“从仕途”才是正道，徽州人亦儒亦商的身份使得他们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形成了“官本位”的经营特色。

因此，徽商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始终都是影响封建中央政府极大的商人群体。

c、敢为天下先,内涵丰富。

广东地处背山临海的独特地理位置，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广东人能较早地与西方人接触，学习世界先进的理念。这种环境促使粤商容易适应各种环境，一旦抓住机遇，行动果敢，敢为天下先。

正是基于开拓冒险、善于变通创新、积极踏实肯干的习性，近代粤商不仅发扬了古代粤商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融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深深根植于商人性格之中。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非常之快。

鸦片战争后,宁波商帮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

有着海纳百川肚量的龙游商帮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从而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由于地域性，通晓各地商人的文化内涵有利于理解和掌握他们的经商之道。徽商是儒商，喜欢打文化牌。

摸透徽商经营之道，且多讲仁义，则能掌握徽商的文化内涵；重情守信是晋商一贯的特色，所以可以放心地与勤俭吃苦的他们交易，因为他们不玩欺诈，也不会见利忘义。

随着区域经济新一轮的发展,目前我国存在着以地域识别的新商人群体。浙江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闽南商帮和珠三角商帮并称为当今中国五大商帮，受到世人关注。

永嘉文化重经世致用，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受永嘉文化熏陶的温州模式创造出了私营企业的楷模。

受着南粤文化熏陶的粤商身处沿海地区，能较快地接受西方的新事物，新思想,且能较好的将本地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融合在一起，具有创新意识。

【 商邦的简要评析 】

综上所述，地方商帮把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自己的实际经营活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蕴育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商帮文化。

但是当我们依照科学发展观和创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路审视中国商帮文化时，我国商帮文化还是存在诸多不和谐的因素，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第一，古老商帮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商人群体，新商帮仍然承袭了这种商帮文化特征。新商帮则会缺乏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保障，很难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国际化的战略要求。

第二，官商情结极易导致政府腐败的局面和商人投机取巧的心态。这将破坏我国公开、平等、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阻碍新商帮的健康发展。

第三，商帮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而各大商帮却又细分出了许多个性鲜明的新商帮。商帮，是走向分化还是融合？商帮，又该如何突破成长的天花板？由此可见，商帮文化的融合是我们将来研究的方向。

十大商帮

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十大商帮也可称: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秦商)、山东商帮、福建商帮(福建商帮、广义包括台湾)、苏州洞庭商帮、广东商帮(潮商、广府、客家)、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都说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萌发。可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其中，晋商、徽商、粤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十大商帮之【粤商】

道光十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作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

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

二次大战期间，广东商人虽然曾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70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

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十大商帮之【 晋商 】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

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我们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十大商帮之【 徽商 】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

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大凡称之为儒商的人，理所当然是一个睿智的人。在他们身上，既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他们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他们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经商第二的准则。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之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们处处体现着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总之，儒商是属于有知识、有道德、有谋略、会赚钱的人。

商帮衰落

尽管十大商帮曾在历史上风云一时，但由于他们的经营模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注定要走向衰落。下面以晋商为例，其衰落自身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其一、沦为封建政府的附庸，商业模式单一。

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清廷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朝廷，为其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朝廷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其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

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

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

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其三、墨守成规，思想保守。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

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其四、投资周期过长。

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